关羽的精神如何影响着后世？
关羽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称著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需要这样的典型人物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守护神，因而无比地夸张、渲染其忠、义、勇、武的品格操守，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能象关羽那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关羽性格上也有优秀的一面。
关羽重然诺，守信用，对刘备及其集团的利益无限忠诚。他与刘备同甘共苦许多年，恪守信义，始终不渝。即使白马被擒，身在曹营，也仍不忘旧恩，终于复归刘备，忠义一时无两。
关羽勇武异常，冠于全军。后世***，写他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车胄、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虽有违背史实之处，但却也突出表现了他的武勇和神韵。至于刮骨疗毒，更是尽人皆知。
关羽曾被乱箭射中，箭穿透其他左臂。后伤口虽然，但一到阴雨天气，骨头就常常疼痛。医生说：“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关羽便伸臂让医生切开伤口。时关羽正在宴请诸将，“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三国志·蜀书·关羽》)。
***《三国演义》中描写这段时，更是精彩：“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从宋元至明清的这一历史过程中，上至高居庙堂的帝王将相，下至终生劳作的庶民百姓，从挥文弄墨的文人学子、舞枪弄剑的草莽义士，到勾栏瓦舍中的说书艺人、梨园演场中的戏子优伶，乃至远避尘世的僧侣道士，几乎都陆陆续续汇入了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潮流。在这一浪高于一浪的关公崇拜浪潮中，从关公身上发掘出来的和被追加到关公身上的美德与美誉，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达到了无人可及而又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生活于三国时代的关公，在宋元明清之际，便渐渐地超凡脱俗，青云直上，由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人间英雄，变成了万民礼拜的神圣偶像。
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对关公的敬重乃至崇拜，并未在海内外华人中大幅度降温。尤其在港、澳、台同胞和旅居海外的华人那里，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热潮未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三国名将关羽是中华民族极为尊崇敬仰的英雄的楷模，是忠义神勇的化身，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历来为民间所称颂效仿。史书《三国志》称赞关羽：“熊虎之将”，“万人之敌”，“威震华夏”，“国士之风”。清初《三国志演义》的评语中，关公被毛宗岗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作事如***，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
这是关羽以钢铁意志和忠烈之气写就的一代名将风***，文天祥诗云：“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中华民族自古有崇拜英雄的传统，但凡一个人的思想信念、人格品质、道德品行与社***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趋向一致，就会成为史学家关注的对象，被记录史书、载入典籍，就会成为后人效法、崇拜的对象。既有万世师表、才德全尽如孔孟老庄这样的古圣先贤，也有尽忠报国、忠肝义胆如关羽岳飞这样的忠臣良将，也有悬壶济世、扶危济困如孙思邈鲁仲连这样的良医侠客，莫不被民间百姓尊崇敬仰，奉为神灵，顶礼膜拜。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总有大量篇章以细致传神的笔法记载着古今名将的铁骨铮铮、丰功伟业，以慷慨激昂的笔调讴歌着千古英雄人物的忠义神勇、壮志豪情，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世代传颂、历久不衰、浩气永存的坚强脊梁。
屈原《国殇》云：“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关羽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品格将传统社会的英雄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至今仍对后世之人带来无尽的精神激励和不朽的信念传承。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