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真的没收商税吗?
明朝万历朝以前,有个非常畸形的财政,农业税非常高,商业税是几乎不征收的。这样就导致也个非常窘迫的现象,国家农民赋税沉重,而没有其他的税务来分担,这样必然导致财政危机,加上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流民越来越多,农民起义接踵而至。明万历张居正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到了神宗主政的时期,依然延续了这个政策,来解除财政上的困难,神宗允许征收商业税,打破太祖时期定下来的祖制,服饰的等级限制,只要你肯出钱,服饰服色的限制就不必限制你。允许征收出版税,就连闻香教教主徐鸿儒的经书也是***出版局印刷的。
还派宦官下去收盐、铁、矿等税,就连收税的太监被打死了,万历皇帝只是另行改派。这样必然触犯了一些豪强士族的利益。但是万历的政策改善了国家的财政。清流派们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明光宗泰昌废除了神宗时期的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沉重的赋税,一遇到天灾容易发生饥荒。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如何摆脱财政危机呢?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借此解除了魏忠贤的权柄。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在百姓手中夺取财富呢?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东林党就嘴上说的好听,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货色。
万历皇帝收取商税,矿税,茶税被文官集团变着花样的骂了几十年。天启皇帝和魏忠贤强顶着压力收取这些税,被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接着骂,所以天启皇帝成了弱智和文盲,魏忠贤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十几岁的少年天子崇祯上台后,听信东林党的忽悠,废除商税,矿税,茶税,不“与民争利”。结果每年数百万辽饷统统加派给已经赤贫的农民头上。明末北方各省几乎年年大旱,农民已经都快活不下去了,万历,隆庆,天启朝还能给受灾严重的地区免税,第一时间赈灾。现在好了,北方农民直接被逼得没有活路了,才给了高迎翔,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把大明江山给搅和得天翻地覆的机会。
明朝好多东林党人都没有宋朝的士大夫那么有气节,以钱谦益最为突出,明朝灭亡之前讲忠君爱国,明朝灭亡之后,口上说要殉国,跳下水居然说水太冷,这样的人在明史里居然还是正面人物,所以说空谈误国啊。
崇祯朝东林党倒是没废商税,而是废了海税和一些万历自创的税收。但是崇祯把太监都收回,让文官收税,而且毫无监督。导致万历时每年十几至几十万两的一省商税在崇祯后期只能收上来不足百两,和废了也没区别
春秋及之前,官员都是贵族出身,管仲提到的士农工商,其中的士就是贵族,而不是后世认为的读书人,打仗也是士人,普通百姓是不够资格参加的,所以春秋时期战争规模一般都不会太惨烈,打不赢就逃跑认输了事,打赢的也不会拼命去追赶。
到战国时代,国家变大了,竞争更激烈了,就需要更优秀的人才,出身已经不是前提,贵族开始大收为门客,优秀的门客可以得到推荐重用,赵奢,蔺相如都是门客出身,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汉朝,汉朝举孝廉与门客制度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推荐制,***时期也用过一段时间的推荐制,如推荐上大学。但这种推荐制使用时间长了,就会被少数世家所垄断,袁绍,袁术,杨修,孔融,司马懿,荀彧,陆逊,顾雍等家族,都是当时有名的世家。
曹操杀孔融,杨修等,都是在打压这些世家,曹丕篡汉,却不得不依靠这些世家,陈群搞了个世家品级九品中正制,等于世家特权获得国家认证了,以后官员全部从世家里面出,这个制度是明显的历史倒退,五胡乱华根本原因就是九品中正制。
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战乱,这些世家势力才淡薄下来,杨坚在几个部门里面尝试科举选拔人才,杨广全面推广,科举制度是一个伟大创举,从此延续一千多年,科举选拔应该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制度了,中国现代公务员考试,高考,甚至公司招聘,都少不了科举的身影。
任何制度都有自己的缺陷,东林党就是科举制度缺陷的体现,古代,普通人家要经过三代人的辛苦付出,省吃俭用,才能培养一个读书人,所以才有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读书是需要很多钱,江南富商多,把科举当产业来投资,扶持那些优秀学子,科举成功了,又想方设法把你升上去,服务***,等你成功了,自然就要去报答。东林党就是江南富商捧出来的,自然不会向富商征税了,当满朝充满这些代理人,那国家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